安吉洛斯曾經是一名心理醫生，在慈善基金會負責性侵受害兒童支持的項目組中工作，而今在埃斯特負責的高戒備監獄中服刑。她跨州作案，殺了三十七個男人，是個具有較強反偵察能力的連環殺手。

被逮捕那年，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在法庭上很干脆地認罪，表示自己沒有任何道德認知障礙、心理扭曲抑或精神疾病，她服從判決，為自己的行為支付代價，并拒絕懺悔，因為她殺的所有人都是性犯罪者。他們有的對受害者進行身體上的侵害，有的在網絡上對受害者進行性剝削。出于種種原因，或是復雜的案件性質導致受害者無法全面呈現案件，審理面臨困難；或是取證難度大，案件證據不足以達到起訴標準，勝訴概率低；或是法律體系內存在貪腐現象、受害者因恐懼或恥辱而放棄上訴，使得他們最終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即便他們曾經入獄，根據安吉多年的工作經驗，性犯罪者有百分之三十六以上會重復犯罪。他們的病灶存在于腦子里，就她所殺的那些人，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在閹割后轉向變態性行為，給新的受害者造成更大的心理陰影。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更多人受害，她殺了他們。

安吉洛斯被審判時，許多人游行抗議，喊出了‘no acittal, eals hate guardian anl，walk free（不赦免等于仇恨，守護天使無罪）’的口號，她的律師起草請愿書，要求法院對安吉從輕判決，前后近萬人為她簽名，認為這是由于義憤情緒而引發的、包含防衛因素的犯罪事件，應該從寬處理。

在安吉堅定的擁護者中有一個紅頭發的小男孩兒，那孩子的鄰居老頭有過案底，后又再次犯罪。他不愿意見任何人，甚至不愿意報警，在媽媽爸爸的請求下，他同意去支援小組接受心理疏導，接待他的醫生是溫柔和藹的安吉姨姨。

那個鄰居老頭是安吉洛斯殺的最后一個人，他獨居，養了兩只小虎皮鸚鵡。他的尸體起碼得半個月才會被人發現，屆時這兩個小家伙兒一定被活活餓死了。安吉有些不忍心，畢竟鸚鵡是無辜的，她把它們送到流浪動物救助中心，因此被調查員懷疑并逮捕。

兩只小鸚鵡的新主人是那個紅發的小男孩兒，他也為安吉寫了請愿書。那年他才十二歲，他寫道‘我的媽媽爸爸為我心碎。我希望他去死，然后我的守護天使出現了，我愛她，我不希望任何人傷害她。所有人都要感謝安吉姨姨，是的，所有人。那是不分性別的罪，是反人類，她讓我們生活在安全的社區，她是真正的天使。我在互助小組的一個朋友不能來到現場，她通過網絡聊天告訴我，施暴者笑著對她說，‘如果你不喝醉酒，就不會被強奸了。’她說‘安吉姨姨可能有罪，但更該被追究責任的是法律和政治決策。因為如果監獄不把強奸犯放出來，他們就不會被殺了。’以上。’

最后法院為安吉洛斯減刑至二十年。她們認為安吉對作案目標的篩選異常嚴苛，她的危險性低，配合度高。當年逮捕安吉洛斯的調查員在面對媒體采訪時就說‘我認為安吉這不是謀殺，而是排除社會危害性行為，安吉是個好人，她完全可以任由那兩只小鸚鵡被餓死，可是她沒有。她連小鳥都不忍心傷害，可知殺死那三十七個活生生的人，對她而言是多大的自我犧牲。我們要讓這樣的好人成為殉道者嗎？我們要用安吉洛斯的鮮血澆灌文明的土壤嗎？至于如何解釋她驅車八百公里殺死一個出獄五年沒有再犯的前性侵者——哎呀，誰知道他犯沒犯呢？許多研究機構都認為性侵犯并不完全是身體上的侵犯，性暴力是政治犯罪和情緒化的綜合表現。他說他沒有再犯，可受害者認為自己遭受的侵害從未結束。那么要我說，安吉洛斯是謀殺也行，說她是假想避險也未嘗不可，有過失定過失，沒有過失，就是意外事件。’

安吉洛斯將一生都奉獻給事業，沒有愛人與孩子，在犯下第一起謀殺后，又刻意與朋友們疏遠。母父相繼離世，她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出于人道主義的關懷，法官最終決定將她委托給埃斯特·普利希，讓她在阿西蒂亞市服刑，并批準她可以在白天時由獄警陪同，在城里自由活動，晚上回到監獄居住。那個紅頭發的小男孩兒自十三歲，安吉入獄的第一年，就開始不停地給她寫信，在節假日由媽媽爸爸開車帶他來阿西蒂亞市看望安吉姨姨。至今已經十年過去了，他在完成變性手術后終于擺脫曾經的自我厭棄情緒，并且考上了大學，很快就要和安吉洛斯結婚。埃斯特給的消息不準確，她說安吉的結婚對象是個紅頭發的小男孩兒，紅頭發對了，小男孩兒不對，人家現在已經是個風度翩翩而又舉止得體的大姑娘了。

和法官一樣，埃斯特同樣相信安吉洛斯不會再犯案，此類案件也很難引發社會模仿效應——畢竟是個雙向選擇的過程，不是嗎？首先需要篩選強奸犯作為受害人，這種選拔機制比很多選秀節目都來得嚴苛。安吉現在住著埃斯特提供的單間，由政府支付租金，每周參加兩次藝術療愈課程，自由使用互聯網，還能坐船出海看日落。法院的裁決某種程度上來說也順便解決了安吉洛斯的養老問題，她只需要每天抽出一個小時來做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