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教育部發布新通知，宣布縮短全國華文教育的課時時間。

除此以外政府還拒絕為華小培訓提供足夠的師資，而沒有得到政府認可的老師進行教授，會被認為是違法教學。

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也開始禁止主修中文的學生用中文撰寫論文，以此減少華文教師的數量。

為了這些事，徐謹禮又要頻繁和董教總的其他同事見面。

徐謹禮在董總有職務，本身也是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化的資助者，不過并不是主業。

他仍舊需要花很多時間在自家公司事務上，何況還有民主行動黨的政治活動需要參與，身兼數職的情況讓簡謹儀難以想象他以前是怎么能做到每周末都抽空和她見面的。

簡謹儀自從和徐謹禮結婚后，也經常參與到他和來客的聊天中，董教總的人她差不多都已經能認識，作為華文老師，第一次見到教總副主席陸庭諭先生還緊張了半天，點頭微笑都相當靦腆。

由于徐謹禮的身份比較特殊，簡謹儀工作日下班后不去母親那，會留在家里，在徐謹禮回來之前惡補一些知識，晚上和他交流。

徐謹禮鼓勵她多參與到政治當中，尤其八零年之后，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必要，婦女的話語權也有了相對的提升。

徐謹禮當時和她說，如果她想試試可以多參與政治活動，為了爭取華人婦女的權益而斗爭，如果覺得太累，做好本職工作，多多投身于公益活動也可以。

“當然，無論做什么事的一切前提都是你想，你要是不想，就不必強求。”

徐謹禮當時說完，特地補上了這句。

華人在馬來西亞一直沒有決策權，所有的決策權全都掌握在馬來人身上，但是華人通過廣泛的政治活動，可以影響部分決策的制定，以及決策的施行。

事實證明，無論聲音的大小如何，堅持發聲總是對的。

要不是華人社會一直在為華人權利而斗爭，華人領袖一直在人民和政府之間斡旋，以及上層的部分寬容，馬來西亞華人的境遇不會像今天這樣。

東南亞的其他地區也有華人在為此努力，但經由各種原因，緬甸的華文教育走向衰亡，印度尼西亞的華文教育也日漸式微，菲律賓、泰國也是一樣。

文萊雖允許華文教育合法存在，后來也逐漸和馬來西亞走向同樣的發展方向。

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開始是一家的，18到19世紀是馬來柔佛王室的一部分，1824年才被英國殖民。二戰期間，日占后被改成昭南島，日本投降后又恢復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次年成為直屬殖民地，擁有較高的自治權。

新加坡百分之七十都是華人，來自大陸的移民不多，較多的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移民。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是執政黨，他的主張是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提倡多民族平等，積極爭取平等的權利。這個黨派不僅吸收華人，也吸收馬來人和印度人。

這樣的理念與當時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特權相沖突，以東姑·拉曼為首的政治人物則認為這樣會造成巫統及馬來族群間的政治緊張和沖突，為保證巫統的統治，決定在1965年將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聯邦。

新加坡一開始施行的是英語加母語的教育，被官方認可的語言有英語、華文、馬來語、泰米爾語四種，后來李光耀為了加強新加坡整體的凝聚力，消除各種語種的交流障礙，促進交流，實行了以英語為中心的強制雙語教育，逐漸演變成英語為第一語文。

英語成為主導后，其他語言相對都走向了次要地位。

華人為主的社會華文教育都走向這樣的局面，更別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一直舉步維艱，身為老師的簡謹儀擁有最深切的體會。

在整個政治體制之中，華文教師一直遭受著政治打壓。

馬來西亞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社會背景決定了簡謹儀作為教師職業發展的特殊性，特別在教師的職業操守和職業素養方面有著更嚴格的訓練。

在多元族群社會，種族間的文化、宗教等敏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極容易演變成政治事件，因此對教師的言行和訓練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

按照馬來西亞實行的教育要求，無論是華文小學抑或是華文中學的師資，都必須了解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

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尊重馬來族文化的華裔子弟。《伊斯蘭教文明》成為師訓學院的必修科目，許多教師培訓也是以馬來語為教學媒介。

然而，華文學校的教師培訓卻沒有融入華人文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馬來西亞華人需要熟練掌握叁種語言才能更好地在居住國生活，所以華文教師也必須掌握這叁種語文，即華文、馬來語、英語。這不僅對于教師們是一種負擔，對于學生也同樣是。

由于時代的特殊性，她那會兒還能去臺灣交換學習，到南洋大學深造，接受高等教育，但對于現在的華人就困